林·扶叠灰呀灰

 子曰：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

 一

    《论语》的前三句，是一个“三段论”。

第一句，孔子提出了“君子”的新概念。第二句，有子提出了“新君子”的好处和标准，“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”——需要注意，这里的“仁”，是一个人称性的名词，对应于“君子务本”的君子，不是平头百姓，而是有职有权或者有志于职权的人。

《论语》里讲“仁”的地方很多，一共出现了109个“仁”字，以至于后世把“仁”作为儒家的核心概念、普世价值。即使不考虑后世儒家的各种注疏和发挥，单就《论语》来说，什么是“仁”，实在是一件很麻烦的事。《论语》的第三句，孔子并没有直接给出“什么是仁”的答案，而是说了什么不是仁。今本《论语》编成于汉代。在中国古代，自汉以后，《论语》一直作为小学课本，如此循序渐进、诱导启发性的篇章安排，的确有利于儿童学习。这里可以看出，《论语》的篇章安排和剪裁，有着一定的规则和用心，不是随意而为之。

问题在于，汉代距离孔子的时代已经很远了。孔子的话，经过口耳相传，不同宗派和老师又给予不同的解释，然后被整理者各随机心的剪裁，词语的意义发生改变，讲话的背景已经含糊，对话的上下文已经缺失，孔子的许多言论就只能“大而话之”了。后世儒家再从这些“大而话之”中寻求微言大义，便只有高屋建瓴，尽情发挥，无法落到实处。

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”，便是一句无法落到实处的话。从字面意思来看这句话很简单，“巧”和“令”，意思是好、善，讨人喜欢。但是从这句话来看，孔子似乎不喜欢“巧言令色”。

孔子曾经说过“情欲信，词欲巧”，说话不仅感情要真挚，也要注意词语的“巧”。孔门四科，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，言语位居第二。孔门子弟，这些受过教育的士人，所要从事的职业就包括外交一项，平日也要备上级咨询，日常宴会的场合更要斗机锋，“巧言”是必修课，不及格毕不了业。后世所谓“四科十哲”，是孔门弟子中的优秀毕业生，享受后世千秋万代的猪头祭祀的学生代表，“言语科”的两个代表就是宰予和子贡，都是春秋时代纵横列国的外交家。成语“巧言如流”出自《诗经》，春秋时期的晋国大臣叔向曾用“巧言如流”来夸师旷，被《左传》记录在案。叔向是有名的政治家，师旷是有名的音乐家，都是孔子的偶像。《诗经◎大雅◎烝民》里，“令仪令色，小心翼翼”是用来形容“仲山甫之德”的。仲山甫是周宣王时候的当政者，西周“宣王中兴”的操盘手之一。这首诗的前四句在儒家体系里很重要，孔子和孟子曾经专门讲解过，在孔子是“天命观”，在孟子是“性善论”。

既然如此之好的“巧言令色”，孔子为什么会不喜欢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二

书接上文。

师旷是春秋时期晋国有名的音乐家，比孔子略早，是个瞎子，不仅善于演奏，而且善于说话，《左传》记载了他的不少话，谈政事，谈学术，谈人生，被后人屡屡引用。《左传》中，有关“巧言”的两个记载，恰好都与他有关。

    第一个就是上文说过的，晋国大臣叔向称赞他“巧言如流”。后世儒家在解释这段故事时说：“当叔向时，《诗》义如此，故与今说《诗》者小异。”叔向的时候，当时的人对《诗经》的理解和后世不同。叔向夸师旷，事在鲁昭公八年，当时孔子十八岁。那一年春天，传说晋国有块石头会说话，晋侯问师旷：石头真能说话吗？师旷回答：石头原本不能说话，不过，如果众人的想法集中，也会借石头来说话。现在你修建豪华的宫殿，老百姓心里可能有怨言，石头就把它说出来了。大臣叔向听到师旷的话，大为称赞：“子野之言，君子哉！君子之言，信而有征，故怨远於其身。小人之言，僣而无征，故怨咎及之。”师旷的话是“君子之言”啊！君子说话，信而有征，不会触怒君主；小人说话，则相反，容易招惹君主。接下来，叔向引用《诗经◎小雅◎雨无正》中的句子“哀哉不能言，匪舌是出，唯躬是瘁。哿矣能言，巧言如流，俾躬处休”，这首诗的前一句是说小人，后一句是说君子。当时的君子和小人的差别，不是因为道德，而是因为身份，小人就是平民。

《雨无正》这首诗歌，后世一般解释为讽刺周幽王亲近小人不听忠言。后世解释这四句诗，大致意思是：可怜我不能说话，不是舌头有毛病，而是怕惹祸上身；那些会说话的人，话像水一样委婉曲折，获得很多好处，生活得很舒适。被叔向赞美的会说话的“君子”就变成谄媚的小人了。

在叔向看来，面对上级，君子说话要动听，既把劝谏的意思表达了，又可以让上级接受而不危及自身；小人说话，不会表达，只会把事情搞糟把自己陷进去。《诗经》里还有一首名为《巧言》的诗，整首诗在痛诉“君子”的诸般祸害行径，其中就有“巧言如簧，颜之厚矣”，说话像奏乐脸皮厚。在一次宴席上，有人请师旷演奏这首诗，被师旷拒绝，因为这首诗是小人的“怨恨之歌”，针对的就是君子。

巧言如流、巧言如簧，是褒义还是贬义，根据对象不同，有阶级差别。

在春秋时期，也就是叔向和孔子的时代，“巧言”为好，指的是下对上，臣对君主。同样，《诗经》中的“令仪令色，小心翼翼”，也是用来形容执政大臣仲山甫面对周宣王的态度。在后世的儒家，“令仪令色，小心翼翼”成为“妇德”之一，《列女传》就用这句诗夸奖一个妇女典范，老公娶外妻，她依旧很谨慎小心地伺候婆婆，被表彰为“女宗”，就是妇女代表的意思。后世不少女性，取名“令仪”，现代最有名的就是孔令仪。

“巧言令色”，在什么时候是贬义词呢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三

上文颇费口舌，罗嗦满纸，只为了解释“巧言令色”的词义——它原本并不是一个贬义词。词语的丰富性在于，一个词，因为使用者、使用时间和场合的不同，意义会发生变化。这是常识。在孔子的时代，当使用场合为在下对上、大臣对君主、媳妇对婆婆的时候，“巧言令色”是褒义词。

但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”这句话里的“巧言令色”明显是贬义词。《论语》的编纂，距离孔子说话的年代，相差太远，又抽离了说话的背景。孔子说这句话时候针对的具体情况，我们已经不得而知，为了恰当地理解这句话，只能“臆测”。其实，后儒所做的“放之四海而皆准”的解释，何尝不是另一种“臆测”。

一种可能的解释是，“巧言令色”的对象搞错。所谓对象搞错，就是上下颠倒，长幼尊卑的秩序混乱，这是孔子和儒家最反对的。当“巧言令色”变成上对下、君主对大臣、大臣对平民的时候，就变成贬义词。

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”。“仁”是后世儒家的重要道德概念。不过，在《论语》里，“仁”却不能泛用到所有人头上。在很多情况下，这个词指的是好的君子、好的官，君子专用，普通人没资格。《论语》里有“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，未有小人而仁者”，有不能达到“仁”的境界的君子，没有能达到“仁”的境界的小人。这里，“小人”和平民的意思差不多。

《论语》里，最被孔子赞美的人是“圣”，其次是“仁”。孔子说自己：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，我不过是一个教书匠而已。孔子无限赞美的“圣”，都是远古时代的贤王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，连周公都排不上号，因为他不是一国之君。孔子仰慕的“仁”，则是名臣，微子、比干、管仲之类，都是大官。君子，或者是已经当官，或者是官员预备队，具备“成仁”的可能性。至于“小人”，平头百姓一个，是没有“成仁”的资格的。“仁”是孔子理想中的好官员。孔子自己虽然当过司寇这样不大不小的官，一则为时短，二则官职不大，算不上秉国政，就自动谦虚了。

一个官，尤其是秉持国政的大官，面对匍匐在脚下的平头百姓，说好听的话给好脸色看，时不时地哭两声，就是虚伪了，“鲜矣仁”，成为“仁”（孔子理想中的好官）的可能性就小了。可见，做官，不仅要会讲话，而且要注意讲话的方向感。不过，孔子在这里并没有把话说死，“鲜矣仁”，不是没有，只是很少。

那么，官员怎样面对民众，才符合孔子的设计呢？《论语◎为政篇》里，把持鲁国国政的季康子请教孔子，孔子回答：“临之以庄则敬。”临是上对下，对民众“庄”，民众就会敬（《论语》里，“敬”这个字用于下对上）。所谓“庄”，威严庄重，与民拉开距离。古代，官员出门，衙役鸣锣开道，高喊“威武”；当代，官员出门，警车开道，警笛长鸣。斯之谓也。

有子曰：其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鲜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！

一

《论语》开篇，就是“子曰”。后世都知道，这里的“子”是敬称。

孔子天天称颂周的制度。周朝实行封建制度，分封诸侯，形成最高统治阶层。这些诸侯之间也有等级差异，就是“公侯伯子男”五等爵。到了春秋时期，社会开始变动，大国小国之间实力差距拉大。在开国际会议的时候，大国的卿大夫可以和小国的君主平起平坐。在五等爵里，小国的国君一般是子和男，从此，执政的卿大夫也可以称“子”。称呼一个字不顺口，再加一个字就变成“夫子”。孔子曾经当过鲁国的司寇，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长，虽然时间短，毕竟有级别，他的学生就尊称他为“夫子”。一日当部长，不仅一辈子当部长，万世都当部长。

《论语》的第一句话，是儒家学派开山祖师爷孔子说的话。第二句，是一个叫“有子”的家伙说的。有子为什么可以称子？《论语》里，称子的只有有子和曾子两个人（冉有和闵子骞偶然称子，不是“例规”）。其他人，对孔子不离不弃的子路，最讨孔子欢心的颜回，替孔子扬名天下的子贡，都不能称子。有子、曾子凭什么搞特殊化？

有子名叫有若，曾子名叫曾参，在孔门弟子中属于小字辈。有若比孔子小43岁，曾参比孔子小46岁。《礼记·檀弓》记载子游的话：“甚矣，有子之言似夫子也。”子游小孔子45岁，比有若小，比曾参大。子游已经称有若为“子”了。

一种说法是，孔子死后，在子贡、冉有等老师兄的默许下，子游、子夏等小师弟们奉有若为老师。另一种说法是，因为有若长得像孔子，小师弟们思念孔子，让有若扮孔子“过家家”。前一种说法的后续报道见于《史记》，有若因为不能回答师弟们的问题，被赶下去了。后一种说法的后续报道见于《孟子》，因为曾子坚决反对，不了了之。

真实情况不可知。有限的记载显示，孔子死的时候，鲁哀公去吊丧；有若死的时候，鲁悼公去吊丧。孔子做过鲁国的司寇，有级别；有若没有当过官，一介寒士而已。在当时，吃饭睡觉都讲级别规格，有若的葬礼就很特殊化。一种可能的解释是，有若是当时的孔门掌门人，比照孔子的追悼会规格。

可惜，有若的弟子不争气。曾参收了个徒弟叫子思，子思收了个徒弟叫孟轲，就是孟子。后来儒家一统天下，追赠封号，孔门四圣，除了颜回是“复圣”，其余三圣，曾参“宗圣”，子思“述圣”，孟轲“亚圣”。曾参系统占了三个名额，曾参也被称为“曾子”。可怜的“有子”，生时当掌门，死后被剥夺名分将近2000年，直到清朝，才列入“孔门十哲”，没有恢复全部待遇。

二

孔子当部长，还开了一个好头。从他之后，任何能够开门立派的人，即使不当官，也称子。诸子百家，庄子墨子，都是部长。少林武当，华山峨嵋，掌门人行走江湖，前呼后拥，坐卧讲数，需要派头，排场比照部级。

为什么一个门派中，只有掌门人称子，其他人武功高也不行？

子，还有“宗子”的意思。武侠小说，最能体现中国特色：一般情况下，一代只有一个掌门，前代掌门的大弟子继承掌门之位，其余支派，只能看着掌门的威风眼馋，还得服服帖帖。这就是中国的宗法制度。中国古代，聚族而居，一族之中，有大宗小宗。制度设计中，也就是理想情况下，国君的嫡长子，嫡长子的嫡长子……世代为国君，就是大宗。其余儿子，别立小宗，成为卿大夫，辅佐大宗，并且要听话。宗的大家长，叫“宗子”，简称“子”，名字中也带“子”字，比如《论语》里的季康子、孟僖子。《左传》里记载赵襄子一次被人骂“恶而无勇，何以为子”，长得丑又那么面，怎么当家长？

春秋时期，还是家族政治。国君的下属卿大夫、各级官员，和国君实际上是一家人。这些官职也以家庭为单位世袭，由各支族长（也就是宗子）担任。比如鲁国的季孙家，世世都当大司徒；叔孙家，世世都当大司马；孟孙家，世世都当大司空。这三家和鲁国国君，往祖上说，是一家。中国古代兄弟排行，伯仲（孟）叔季。老二家族当大司空，老三家族当大司马，老四家族当大司徒，老大家族当国君。

既然是一家人，国家政治，就是家族内部事务。维持国家稳定，就是维持家族稳定。家族和谐，国家也和谐。反之亦然。所以周朝的政治制度，讲究孝悌。子事父，是孝；弟事兄，是悌（弟），父兄是上，子弟是下。至于如何“事”才能称为孝悌，《论语》里有很多说法，在以后篇章中会涉及到。

孔子天天梦见周公。在《尚书》的《康诰》里，有一段很严厉的话：“最大的恶，就是不孝不友（友的意思就是“悌”，在“有朋自远方来”一句中已经解释），如果父子兄弟犯了这种恶，就是破坏宗族生存，破坏社会秩序，按照文王的律法，刑无赦。”《康诰》是周公对他的弟弟康叔受封为卫国国君的时候说的话。在周朝前期，以孝悌为核心的宗法制度是国家根本大法。

三

孝悌是国家的根本大法。孝悌所约束的对象，是国君和贵族。理想状态下，在这种国家结构中，君子（贵族）不需要犯上，也不需要作乱，反正有庄园有土地有官职，费那劲干吗？但兄弟不一定齐心，父母往往偏心。春秋初期，齐桓公称霸，与诸侯会盟，盟约中就有一条，“诛不孝，无易树子。”前一句，子不孝，要杀掉；后一句，继承人，不能调。

齐桓公的盟约，说明了问题的严重。父母喜欢小儿子，就会以不孝的罪名把长子杀掉（附带说一句，父亲杀儿子，是中国皇族的家常便饭）；弟弟势力强大，也会想法干掉或者胁持哥哥。春秋时代，虽然卿大夫和国君名义上还是一家人，以小欺大、犯上作乱的事情却是络绎不绝。鲁国，老四季孙家族世代把持国家政治，不拿老大系统的国君当回事。

春秋多乱政，国家不太平，所以孔子和他的弟子，企图提供一个标尺，作为衡量贵族是否有资格当政的条件。这个标尺就是这些贵族耳熟能详的孝悌。

有若如此解释把孝悌作为“从政标尺”的好处。“其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鲜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。”对父母兄长孝悌却喜欢忤逆长官的人，很少啊；不忤逆长官而喜欢造反的，没有啊！对于害怕卿大夫作乱的国君，害怕家臣作乱的卿大夫，害怕被儿子和弟弟干掉的父亲和兄弟们，这个标尺很有诱惑力。

在孔子之前，虽然贵族们对于孝悌耳熟能详，但官职世袭，孝不孝无所谓，真正起作用的是血统加实力。孔子和门徒大力宣扬孝悌的标尺作用，把孝悌作为是否有资格当政的一个条件，把国家根本大法，普遍化为个人的道德标准。在孔子的理论中，社会秩序的维持，不再仅仅依靠血统，还要依靠个人道德的践行。“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。”君子致力于（国家/道德的）基础，基础建立，“道”就随之而生，孝悌就是当政的君子的基础啊！——这里的“仁”，我解释为当政的君子（贵族）。《论语》里，遍地都是仁，意义也不一样，只能随行就市，挨个解释。

孔子这招狠，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，在密不透风的血统论里，打开了一个口子——孝悌，不再是贵族专用了。

君子（贵族）是社会的中坚，是统治精英。“古之君子（贵族）”都是孝悌的象征，就是《尚书》里说的“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，施于有政”。以这个标准来衡量“今之君子（贵族）”，真可谓道德沦丧啊！那该怎么办呢？孔子早就准备好了，他把把孝悌作为士阶层的核心道德。经过如此改造的“士”，不是合乎“古之君子（贵族）”的标准吗？这样的人，“不亦君子乎？”君子的血统属性，一下子降低了八百点。

　　子曰: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乎?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?人不知而不愠,不亦君子乎?

一

　　这是《论语》的开篇,小学课本上就已经讲过,意思似乎很明白:学习按时温习,不是很高兴吗?有朋友从远方来看望,不是很快乐吗?别人不知道自己也没有不高兴,不就是一个有修养的人吗?
　　对于“学而时习之”这句,如此解释还过得去,虽然“按时”的时,指的是下午还是晚上,是年龄还是季节,可以各取所需。对于后两句,在孔子的时代,恐怕还是有其他含义。先说“有朋自远方来”。
　　朋友一词,在《诗经》、金文中就常见,一般见于祭祀的正式宴会,比如“用飨朋友”,“用乐嘉宾父兄,及我朋友”。祭祀是家族内的事情,能够参与祭祀和宴会的,不是外人,而是亲族。在西周时期,朋友,指的是族人。
　　西周时期,是中国宗法社会鼎盛的时期,人们不仅聚族而居,而且同声同气,荣枯与共,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。《左传》里记载了晋国师旷的一段话,值得引用在这里:“天子有公,诸侯有卿,卿置侧室,大夫有贰宗,士有朋友。”天子有公帮助他处理政务,诸侯有卿、大夫帮助他处理政务,卿、大夫有同族的小支系亲属帮助他们处理政务,而士人则有朋友帮助他们处理政务。朋友不仅是亲族中的人,还可以作为士的下属,承担部分事务。
　　孔子是春秋时期的士人代表。在当时,士的出路除了正常的打仗、做礼仪主持人(就像本版上我的偶像园园)之外,就是应聘做卿大夫的家臣、下属小官。当时,由于士人群体的扩大,僧多粥少,卿大夫家里的小官位置太少,士人需要奔波列国,四处求职。比如孔子的弟子中最有名的子路,先在鲁国做季氏的“宰”,又跑到卫国做“宰”。孔子周游列国,也是想谋个糊口和施展才能的职位。“有朋自远方来”,亲族中的人在远方辛苦谋事,到春节终于回家,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。
　　春秋时期,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,社会上端阶层实行宗法制度,讲究“孝友”。孝是对上,对父母和宗族中的长支；友是对下,对同宗族的兄弟和晚辈。孔子大概是最早将“友”的概念外延的人,在《论语》中,“友”已经可以涵盖“弟子”,但依旧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概念。这个概念外延,得益于孔子兴办私学,有教无类,广收门徒。在孔子之前,各乡的士人有乡校,但乡校服务的对象以宗族为界。即使孔子广收门徒,弟子中依旧以颜姓为最多,因为孔子的母亲姓颜。
　　后来的儒家,把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,作为人的“五伦”,五种需要服从的社会关系。但宗法制度已经崩溃,第五伦“朋友”只能解释为“同志”了。

二

    人不知而不愠,不亦君子乎?

    别人不知道你而没有生气，不就是有修养的人吗？如果解释成这样，修养就是一件太简单的事情了。

       这里比较麻烦的是“知”字。随便翻开《论语》，几乎都可以看到这个“知”字，每个字的意思还不一样，就差没有蜘蛛的意思。《段注说文解字》解释“知”字为“口才好，像箭一样快”，似乎有点道理。不过，如同女人需要警惕任何比喻一样，识文断字也需要警惕比喻。

    《左传》里，比孔子稍早的子产曾经讲过一段郑国和商人的盟约：“尔无我叛，我无强贾，毋或丐夺。尔有利市宝贿，我勿与知。”你不背叛我，我不强取豪夺，你有贵重值钱的货物，“我勿与知”。《国语》里，比孔子稍晚的勾践，卧薪尝胆企图向吴国报仇的时候，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：“有能助寡人谋而退吴者，吾与之共知越国之政。”这句话类似白话，很容易理解。

    这两个例子中的“知”，当然不是知识、智慧、知道等等增字得出的意思，而是管理的意思。“知”这个字中的“矢”，是管理政事所需要依靠的武力。金文中多有周王向诸侯“授弓”、“授矢”的记载，给诸侯弓箭和土地、人口，表示给与他统治权。后世的知县、知州、知府等官衔，全称是“知××事”，管理××地的政务。

    春秋时期，士的主要求职方向，就是受到卿大夫等贵族的聘任，充当卿大夫的家臣，谋取一个职位，管理城邑或者村镇。孔子曾经自述，他年轻的时候多能“鄙事”，“鄙事”是村镇的管理事务。据说孔子曾经当过“委吏”和“乘田”，前者负责仓库的谷米收支，后者管理牛羊放牧，相当于现在的村官、村会计。孔子的弟子们，学而优则仕，所做的官大多也各地的宰，比如费宰、郈宰、武城宰。这些地方，是位于乡村包围的小城镇。

    “人不知而不愠”，不是“别人不知道你”，而是“人（卿大夫等贵族）不给你安排管理工作，你没有不高兴”。这句话通俗点理解，就是“不见知于（贵）人而不愠”。在孔子看来，求职固然不易，失业在家而能够怡然自乐，“不亦君子乎”。至于什么是“君子”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    适逢金融危机，与孔子共勉。

 三

    在我看来，本章的核心和疑难点是“君子”二字。

    中学课本里选有《诗经·魏风》的《伐檀》，彼君子兮，“不素餐兮”、“不素食兮”、“不素飨兮”，一咏三叹，缠绵悱恻。君子，不吃素食，每顿饭要吃肉。后世的顾炎武有句名言，“保国者，其君其臣，肉食者谋之”，国家兴亡是吃肉的人的事，和老百姓无关。吃肉的人，就是君子。

       君子，简单理解是“君之子”。甲骨文里就有“君”这个字，从尹从口，拿着杖在发号施令。尹和君，都是官，是贵族，有封地。汉代的郑玄解释“君”字为“天子诸侯和卿大夫们等拥有土地的人”。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儿子，也是贵族。

       春秋时期，还是一个血统论的时代。贵族有世袭土地，有世袭官职。孔子所在的鲁国，季氏家族世代把持鲁国国政，不论老子儿子是否英雄好汉。君子不需要“求官”。一方面，那个官位从他生下来就是他的，只有他想不想做官的问题，没有他能不能做官的问题；另一方面，君子当不当官无所谓，因为他有世袭土地，就是《论语》里所说的“恒产”。所以，不当官的君子，由于不涉污浊的政务，就成了被人艳羡、称颂的对象，有着道德上的制高点。《论语》里孔子喜欢的古人，很多都是不愿意当官的贵族，伯夷叔齐，冰清玉洁，很有范儿。

       孔子和他的早期弟子，大多是“士”，祖上也是贵族，终究没落，要靠当官混碗饭吃。社会舆论眼中，君子的道德高标准，是不当官。士的道德标准，是“士为知己者死”，为聘用自己的人去死。孔子的好学生子路，就是一个践行这一标准的人，最后被剁成肉酱。

    孔子是有血统论，不唯血统论，重在表现。“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”，人不让你去当官，你心甘情愿，不也是君子吗？不也很有君子风范吗？他将原先只流行于贵族圈内的标准，下放到士阶层，打破士的旧道德，塑造士的新道德。通过道德标准的转移，孔子也把“君子”的头衔转移到士身上（《论语》中，“君子”一词出现的频率很高，每个词究竟代表贵族还是士，需要分别对待，不能一概而论）。旧的士，是争先恐后地做家臣，做主人喜欢的、好的家臣；新的士，是以“天下为己任”的社会精英。这就是孔子的伟大之处。孔子的学生中，他最喜欢的不是身体力行的“旧士”子路，而是清贫自处的“新士”颜回，身在陋巷，心怀天下，虽然穷，“回也不改其志”。

    历史学家许倬云曾经统计过史籍所载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人物“家庭成分”，士在春秋的第三期（公元前662－前633年），仅占总人数的1％－8％，到了最后一期（公元前482－前464年），占到22％。这其中，最卓异的两个人，就是孔子和阳货，后者却因为前者而背上千古骂名。孔子顺应时代的要求，不是保守派，而是激进派。他的努力，在身后有了回报，“士君子”开始连称，原先作为家臣集团的士，逐渐成为精英集团，也被称为“君子”。战国时期，纵横各国大出风头、为卿为相的，士占了大多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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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近段时间，“读书无用论”再一次出现在报端。《南方周末》近期刊发了头版新闻，西部的贫困大学生，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，绕了一个圈，继续在家乡务农或者出门打工。对于这些生活在中国西部的农村家庭来说，高等教育的投入与产出比的巨大差距，成为他们一生要背负的债务。因而，新的“读书无用论”得以出笼。

中国的教育问题，并不仅仅是教育问题。去年是科举废除一百周年，科举废除之后，中国农村的教育投入立刻下滑，各地私塾有很多因此关闭，与其说农民们是因为看不到读书的近期利益，毋宁说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改变自己的阶级身份的前景。同样，中国的高等教育，同时承担着农民们改变阶级成分的希望。

在《南方周末》的新闻刊发的同时，印度也陷入一场关于高等教育的波澜之中。印度新近出台政策，不论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，低种姓学生的录取率由原来的由22.5％提高到50％。这一政策引起高级种姓的不满，他们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罢工。而印度的大学学费，据说只有人民币10块钱，随着大学生身份而来的，则有食品、坐车等各种补贴，基本上上大学不仅不花钱而且相当于赚钱。当然，印度的大学校园破破烂烂，没有中国的富丽堂皇。

印度的高级种姓反对这一新政策是必然的，因为侵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。中国不存在种姓的问题，没有种姓之间的尖锐矛盾。但在当代的城市化进程中，不同利益集团和阶级之间的博弈却是存在的。城市化进程缓慢而艰辛，决定了城市阶层必然采取保守姿态，限制城市户籍人口的增长，以使自己在城市公用设施投入上作占的比例不至于被摊薄。来自农村的城市打工者，无法在城市享受到公共教育、医疗等，其根本原因在于城里人对自己利益的维护，自己的羹不能分给别人。

对于农民来说，高等教育是他们唯一可以改变阶级身份的机会，无论在其上的投入多大。然而，高等教育的制度制订者，却是城里人。为了满足城市的发展，高等教育必须向更多城里人开放，但高校扩招必然会吸纳更多的农村人口。这一杯羹，如何调剂，不仅需要政策杠杆，更需要经济杠杆。高昂的学费便成为阻止农民上大学的一个有效手段。农民上大学更换户口本，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；付出更高的代价之后，却不会获得相应的经济上的产出。为了一个户口本，农民家庭举家举债，而这个债务却是他们一辈子都还不起的。《南方周末》的报道称：““同样的学费，在西部，这相当于一个强劳力35年的收入。”这足以阻止部分农民放弃通过高等教育进入城市的希望，扎根农村，子子孙孙面朝黄土背朝天。

大学生就业形势的严峻，说明了当前社会就业市场的萎缩。月有阴晴圆缺，市场有疲软也有甲亢，原本不应大惊小怪，只需要那只“看不见的手”。然而，媒体和部分经济界人士，并不承认市场已经疲软，而是把就业市场的萎缩，归因于高考扩招的弊端和学生素质的下降。

但，高等教育在中国，并不仅仅是一个市场；扩招尽管有着诸多弊端，依旧是功德无量。对于成千上万的考生中的大部分来说，高等教育其实和求知、就业、深造等美妙的词语无关。他们参加高等教育的目的是赤裸裸的、血淋淋的、质朴而且憨厚的——改变“成分”。

五十年来，和农村和城市之间，横亘着鸿沟。能够跨越这一鸿沟的方式，在十多年前，有招工、提干、高等教育等“农转非模式”。无论是招工还是提干，所能提供的机会微乎其微，不具备普遍实行和公正操作的可行性。唯一全面面向农村青年、整齐划一的模式，便是高考。农村考生在高考面前的失败，意味着自己的家族将继续被城市驱逐、贫穷并且懦弱、放弃尊严、固守最低阶层。

高等教育变成市场，是最近十年的基本倾向，并将在可以预期的未来持之以恒。尽管就业市场如此疲软，尽管高等教育的成本如此高昂，农村考生为此陷入债务的泥潭，毕竟改变了“成分”，拥有了城市的准入证、户口本和立锥的可能性。大学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继续贫穷，还有着脱贫的希望，而考不上大学更换不了户口本，则是自己以及子孙的绝望。